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研究的由来及理论建构

人类学是19世纪后期蓬勃兴起的一门以人类及其文化为对象的综合学科，百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对其他人文学科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文学研究方面，20世纪的跨学科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新领域和新局面。文学人类学就是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的研究流派，迄今已取得了相当重要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本篇对此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和线索的梳理，总结这方面所积累的研究经验和成绩，以期为21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渊源

文学人类学的渊源，应当追溯到早在“原型批评”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半个世纪的英国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他在1890年至1915年间完成的多卷巨著《金枝》虽然主要是对巫术和宗教的人类学研究，却也无形中涉及了许多文学起源方面的问题。诸如基督教文学中的耶稣形象和希腊罗马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都被追溯到古代西亚的岁神(即死而复活之神)崇拜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金枝王”神话，从而得到发生学的理解。并且在“金枝王”被杀的仪式表演中找到了希腊悲剧的原始雏形。美国文学理论家阿布拉姆斯所著《文学术语辞典》(1981)“现代主义”条中，把弗雷泽与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列为现代思潮的奠基人，认为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摧毁了19世纪以前被当作天经地义的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观念。加拿大的弗莱(N.Frye)则指出，鉴于《金枝》对20世纪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妨把它看成一部文学批评著作。诗人庞德甚至说，如果把伏尔泰看作19世纪的理性明灯，那么弗雷泽则为现代人的心灵提供了融伦理、哲学和宗教为一体的启示录。

不仅如此，《金枝》的“探求”主题和结构方式本身亦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原型性范例。艾略特对救赎的探求、乔伊斯对父亲形象的探求、劳伦斯对黄金时代的探求、叶芝对被埋没的珍宝的探求等，都是从《金枝》中派生出来的。继弗雷泽之后，从仪式和神话的角度重新研讨古代文学形成了一种风气，出现了所谓“剑桥学派”。该派成员赫丽生(又译“哈里逊”)在《古代艺术与仪式》(1913)一书中提出新的艺术起源理论;墨雷的《保存在希腊悲剧中的仪式形式》(1912)和康福德的《雅典喜剧的起源》(1914)分别考证了西方文学的两大体裁--悲剧和喜剧的原始起源。该派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在文明与原始这两个被人为割裂已久的领域之间重新架起了桥梁，使许多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深广的史前背景中得到溯源求本的探索，大大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更新了研究者的智力结构和思维方式。

受其影响，心理学家荣格借助人类学的广阔视野超越了他的导师弗洛伊德，把研究重心从个体无意识转向了更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创立了以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为核心的分析心理学。荣格将弗洛伊德的二分人格心理模式(意识/无意识)扩展为三分模式(意识/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用人类种族记忆即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形式--原型取代了以性本能为主要内容的“本我”冲动，作为人的深层心理动力源，进而提出了新的精神病病源学说和艺术动力学说。在荣格看来，艺术家是种族记忆的代言人，伟大艺术作品的魅力就在于重视了积聚着我们远古祖先心理经验和情感的原型内容，“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了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难、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力量”。

二、原型批评:弗莱的文学人类学方法

在以弗雷泽为代表的人类学和以荣格为代表的原型心理学的双重启示下，再加上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哲学及神话思维理论的影响，原型批评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迅速发展，终于取代了在文学批评史上称盛一时的新批评派，在理论建树和研究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美国文论界权威学者韦勒克指出，从影响和普及程度上看，原型批评已经同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鼎足而三，“是仅有的真正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这一批评流派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当推加拿大的弗莱。他在1957年出版的《批评的解剖》一书试图构建文学人类学的宏伟体系，被奉为该派理论方面的必读经典。弗莱认为，以往的文学批评欠缺一种“协调统一”的原则、一种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的中心假说，因而不能把它所处理的对象视为整体中的部分，达不到“科学”的水平。而原型批评则从人类学立场出发，把文学作为文明的一种象征形式，作为人类整体技艺活动中的一种活动，并将这种象征活动的源头追溯到远古的宗教仪式、神话和信仰中去，从中发现基本的原型，从原型的置换变形(displacement)的角度来透视文学作品构成的规律性，进而归纳出各文学种类发展演变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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