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瑜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黄世瑜，1934 年生于上海，1956 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63年至1964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进修。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兼任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编委等。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理论等，撰有学术专著《马列文论与文艺现实》、专题散文集《双桨同舟》 （合著） 等，主编《文学理论新编》；任副主编并参与撰写的有《文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 《文艺美学辞典》等；作为主要作者，参加了叶以群主编的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的编写、修订再版的全程，1986 年该书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李世涛（以下简称“李”）：黄老师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最近就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在做一个口述史的课题，计划邀请当代文论研究的一些亲历者谈谈自己经历或知道的事情，为学术研究保留一点资料。您是我国当代文论研究、教学的老一辈学者，不但参与了不少的文艺界活动，有着丰富的经历，而且还非常活跃地出现在高校科研、教学一线。希望您能够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涉足文论界

李：我首先想了解的，您是如何走上文艺理论的科研和教学道路的？

黄世瑜（以下简“黄”）：我是1952 年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当初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文学，我的语文老师是个作家，她介绍我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她出的作文题目也很有趣，如《大小姐与小大姐》 《秋蝉》等。

我因为喜欢文学，在考大学时就选择了文学这个专业。专业是定了考中文，我为什么考华东师大呢？因为当时的师范院校是不收学费的，我也希望经济上能够独立，这样就可以直接解决我的经济问题了。所以我就报考了华东师大中文系。来了以后，我接受了系统的中文知识、理论训练。

那么，当时我为什么喜欢文学、会学理论呢？第一个是我在中学不偏科，我高一的时候有一门社会基础知识课，我对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学得很认真，对理论思考是蛮喜欢的。加上我们大学一年级时，许杰先生是华东作协主席（或是副主席，具体我忘了），他没有系统地给我们上过文学概论课，但因为是作协的领导，他就把当时《文艺月报》编辑部的一帮人，像王西彦、唐弢等人都请来给我们上课。我记得唐弢讲“文学遗产的继承”，王西彦讲“距离与美”，魏金枝讲“主题与题材”。那时候，虽然我们才刚上一年级，但听了也很感兴趣，受益也是很大的。

上课的时候，学校提倡学生课外搞科研活动，所以系里就组织了一个跨年级的科研小组。小组人不多，包括四个年级的同学，每个年级就两三个人，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系里把我抽选进来了，等于这方面有了一些专门的接触。我们自己也搞了一个科学讨论的小组，小组的指导老师是徐中玉，他定期开一个书单给我，让我拿去给大家看。他自己是搞理论的，开的都是理论方面的书，所以，我无形当中对理论的书接触得多了点。就这样慢慢地接触多了，思考得也多一点。

毕业以后，学校就把我留下来了，跟着徐中玉先生辅导学生。当时的教学很严格，教授给学生上大班课，我们年轻教师就辅导、搞课堂讨论这些，等于成为文学理论教师了。这样，我从助教、讲师慢慢升上去，就走了文艺理论研究这条路了。

李：当时徐先生还没被打成“右派”吧？

黄：没有，他是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大概40 岁左右，我那个时候才20 多岁，比他小近20 岁。

李：后来许杰先生是参加文学艺术界讨论被打成“右派”？

黄：我也说不清楚。许杰先生被打成“右派”之前，学校是准备派他到苏联讲学的。最初，许杰要我做他的研究生，考试都考了。结果，他去苏联的计划取消了，取消之后，系里和徐中玉先生就把我留下，留校成了系里的助教。许杰先生在当“右派”之前，拿今天的话来说，还是“蛮红”的。

李：您是说许杰先生要去苏联？他不是“右派”吗？

黄：是的，许先生曾经要去苏联。后来，这个计划取消了，这种事情要听上面的意见，学校自己做不了主，是国家派的。那时候是1957 年，我也搞不清楚具体情况，只是听说他给《文汇报》写了一篇东西，说“党要怎么整风”之类的话。我就看到墙上贴了很多关于他的大字报，气氛紧张，就觉得这个不好了。许先生向报纸投稿文章，是报社那头把他弄出来，后来抄成大字报贴在中文系办公室回廊的墙上。我高度近视看不清楚，记得校党委书记也来看了，还和个别教师发生了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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